开埠通商以后，不仅糖业，整个中国手工业均面临着来自洋货的冲击。

　　“茶也、丝也、棉也、矿也，并吾国其他之大种实业，受外商之压迫，无一不颓落、不滞钝，将来且无不危险，吾固已言之矣。然以彼各项每岁多少总尚有若干之输出可以稍作抵制，有现成之基础可以立图改良。未有如糖业有入无出，安受浸灌者，百道横流，万派冲激，而曾无拳石束蒿之具，足以稍资捍卫，此坐毙之势也”。

　　糖业所面临的情况更差。“旧日之糖，销路日微，销数日绌，糖商折阅，无可挽回” 。“糖业不足恃，蔗农不得已改种他物，以弥其缺” 。

　　欧洲甜菜糖业生产稳定后，中国糖出口大减。

　　“到1884年，直接运往美国的糖已经没有了，运往英国的也不关重要，这时，在政府补贴政策的刺激之下，欧洲大陆甜菜糖生产大为扩展，同时蔗糖也从其它各地区获得充分供应，糖价因而下降。这样就杜塞了中国糖对这些地区的贸易。到1885年，香港这一市场也受到了影响，马尼拉和爪哇糖对香港的廉价供应，开始代替了汕头糖的地位。汕头糖的价格虽由于国内市场的需要，仍保持着原价，但是对香港的出口已经减少”。

　　“近来洋糖洋油，盛行内地，致油糖各行，诸多亏本歇业，植蔗田亩，纷纷改种杂粮，糖油二宗，因此大为减色”。

　　十九世纪80年代中叶后，甜菜糖业对广东、福建等产糖地区冲击更大，宣统年间广东《东莞县志》记载：“近日外洋以萝菔制糖，搀入内地，邑之糖业渐衰落矣”。1906年、1907年洋糖进口量几乎是国糖出口量的五倍。

　　天津港自古是北部中国所需沙糖集散地，由福建、广东和台湾三地供应。清末，外国商品贸易兴盛，爪哇精制原糖及香港糖经天津港大量进入中国北部市场。汉口港、镇江港、上海港都成为外糖输入的重要港口。东北地区的外糖主要是经由满洲里税关及绥芬税关输入，供货商主要是俄国的阿什河制糖公司、英国的太古洋货及日本的三井物产公司。外糖不仅畅销于各个销区城市，而且在中国几个重要的沙糖产地，也有较大输入量。

　　1924年至1930年，全国年平均进口白糖60万吨；1931年至1937年，年平均进口食糖约30万吨。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，进口糖量有增无减。抗战前全国年进口食糖一般都要超过国内产糖量的2~3倍。旧中国近代制糖工业从二十世纪初起步，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，发展极其缓慢。

　　20世纪30年代以前，不论是甜菜制糖厂，甘蔗制糖厂，还是精炼糖厂；不论是外资兴办，还是民族资本兴办，都没有成功，中国的机械化制糖业未能形成，仍然处于手工业制糖阶段。牛拉石辘压取甘蔗的古老制糖法依然普遍，土糖寮、土糖房、小作坊式的制糖遍布城乡民间。糖的产量及质量都不及先进国家，需大量进口食糖，“民国十九年，糖品进口值1.33亿元，居全国进口货物的第二位”。

　　面对进口糖的冲击，国民政府试图从政策上进行调整以应对危局。1931年试图借助古巴制糖势力来完成“制糖国营计划”，实行统制经济，因受到中外各方面的反对而搁浅。1935年，上海市商会发起组织上海糖业合作股份有限公司，国民政府以此为契机，再次计划实行糖业统制，糖商群起反对。在华商糖业会议上，就食糖专卖问题投票，42票反对、2票弃权，还未开始即宣告失败。政府的统制措施，并未积极地从事糖业技术革新，组建新式机器制糖厂，降低企业税负，弥补自身不足以保住国产糖市场份额。而是企图取巧，以古巴势力来对抗日本糖业的进逼，同时加强政府统制，难有好效果。即使广东实施了糖业统制，稍有进步之象，因限于国内政争、匪乱、苛刻的捐税以及进口糖的低成本，成效有限。

　　1931年“关税自主”后，走私日益猖獗，不仅损失关税，还严重威胁到中国糖业的生存。

（文章来源：中国糖业协会）